昭明太子蕭統，齊和帝中興元年（501）九月生於襄陽，此時蕭衍已軍至建康，正待合圍京師。隨後，建康東府城守將徐元瑜降，荊州蕭穎胄暴卒，對這兩件事和蕭統的降生，“時人謂之三慶”。次年十一月，蕭統立爲太子，天監十四年加冠，中大通三年（531）卒。
“蠟鵝事件”是蕭統卒前不久發生的、關乎其個人命運的一件大事。《南史·梁武帝諸子·昭明太子傳》記其始末:“初，丁貴嬪薨，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，將斬草，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，若得三百萬，許以百萬與之。三副密啓武帝，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，帝末年多忌，便命市之。葬畢，有道士善圖墓，雲‘地不利長子，若厭伏或可申延’。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。有宮監鮑邈之、魏雅者，二人初併爲太子所愛，邈之晚見疏於雅，密啓武帝雲:‘雅爲太子厭禱。’帝密遣檢掘，果得鵝等物。大驚，將窮其事。徐勉固諫得止，於是唯誅道士，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，故其嗣不立。”《資治通鑑》也有類似記載。此事發生在普通七年，蕭統因丁貴嬪墓地不利長子而埋蠟鵝等物厭禱，《南史》進一步認爲，這是蕭統一支不得繼立的原因。然而，對此事的真僞長時間以來便存在不同的意見。曹道衡先生認爲當存疑，因爲此事僅見於《南史》，《梁書》、《魏書》等史家竟無一言提及，故“厭禱”是否確有其事頗可見疑。但他同時認爲《南史》關於此事“說得這樣言之鑿鑿，也許不完全是無稽之談”。曹先生的審慎嚴謹對後學啓發良多。
我認爲，此事的真僞還可詳論。首先，討論此事宜在將《南史》與《梁書》之昭明太子傳全文作比的前提下進行。檢括二書可以發現，兩書的昭明太子傳詳略不同，《南史》詳，《梁書》略。昭明之事，《南史》載而《梁書》不載者非止“厭禱”一事。如:（1）昭明十二歲於內省聽訟審獄，判決寬縱事;（2）普通初“時俗稍奢，太子欲以己率物，服御樸素”事;（3）昭明與“姬人盪舟”後池，沒溺“動股”事;（4）太子性仁恕，食中得蠅蟲“恐廚人獲罪”，隱而不言事;（5）下人賭博嬉戲按律當徙，太子以爲“此科太重”而予寬減事;（6）埋蠟鵝“厭禱”事;（7）昭明死後，封其子大郡以慰其心事，等等。因此，相比《南史》，《梁書》昭明太子傳顯得較爲簡略。而且，對昭明而言，《南史》增益之事有瑕疵一類，亦有賢譽一類，蠟鵝事件只是其中之一，故不宜孤立地看待此事，而將其視爲別有用心者有意醜化昭明而爲。其次，《南史》的可靠性尚可。八書、二史成書俱在唐初，上距梁代並不久遠，可資借鑑的材料在當時應有相當存留，《南史》較《梁書》僅晚約二十年，李大師雖在北方生活較長時間，但考慮到隋唐時期大一統之局面，李延壽父子所採之事可信者當不在少數，以至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讚它“意存簡要，殊勝本書”。再次，姚察著《梁書》時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因素。《梁書》昭明太子傳雖不如《南史》詳盡豐滿，但所記內容卻多是褒揚之辭，考慮昭明在世時久有“仁德之名”的因素，以及姚察個人可能存在的感情傾向，對有關昭明瑕疵之事隱而不書的處理辦法當難完全排除其可能性。《陳書·姚察傳》載:姚察父僧垣“知名梁武代，二宮禮遇優厚，每得供賜，皆回給察兄弟，爲遊學之資，察並用聚蓄圖書，由是聞見日博”。姚察“年十三，梁簡文帝時在東宮，盛修文義，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，爲儒者所稱。及簡文嗣位，尤加禮接。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，兼司文侍郎……”可見境遇尚可。
明張溥也曾論及此事，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》“梁昭明集題辭”稱:“《南史》所雲，埋鵝啓興，盪舟寢疾，世疑其誣。於是論昭明者，斷以姚書爲質矣。”雖有所懷疑，但亦未下斷言，更多的是對世人看法的描述。而異議的源頭恐怕還在《南史》，梁武帝諸子傳結尾史臣論曰:“甚矣，讒佞之爲巧也!……以昭明之親之賢，梁武帝之愛之信，謗言一及，至死不能自明，況於下此者也。”其“謗言”一語所指爲何?基本可以肯定與兩件事有關，即“蠟鵝事件”和“姬人盪舟”溺水而亡一事。因爲《梁書》本傳無瑕累之辭，《南史》本傳只有這兩件事不利昭明。也許，宮廷內部當時存在不同派別，倒昭明一派趁機借題發揮，也未可知。但這倒恰恰說明此二事很可能存在，不同政見者便由此引申、渲染，極盡詆譭之能事，而使昭明“至死不能自明”。否則，若事情原本子虛烏有，以蕭統太子之尊，異己之敵憑空捏造，興風作浪，恐亦不易。再者，從這兩件事的分量看，“謗言”所指，其意更在後者的可能也是有的，《南史》本傳對此事有簡略記載:“三年三月，（昭明）遊後池，乘雕文舸摘芙蓉。姬人盪舟，沒溺而得出，因動股，恐貽帝憂，深戒不言，以寢疾聞。”意外竟然發生在宮苑後池，而盪舟者竟是姬人。嬉戲笑鬧，甚至行爲不檢?總之，容易給人聯想和可乘之機。而蕭統在當時的形象一直是仁德謹肅、不好聲色的，如史傳所載泛舟後池時，蕭軌議舉女樂，昭明詠左思“絲竹山水”一事。並且，《南史》、《梁書》均有“出宮二十餘年，不畜音聲。未薨少時，敕賜太樂女伎一部，略非所好”的記載（《梁書》少“未薨”二字），可見蕭統一直是很注意以此樹立太子之德的，但竟因此疾篤身亡，昭明真是“至死不能自明”了。這裏應當看到，對帝王“不好聲色”之類的記載，恐怕只能相對而言，制度和特權充分保障了他們的需求，沒有濫淫穢亂的行爲就算難得了。蕭統八歲納妃，十八歲時第三子蕭生（蕭歡、蕭譽生年不詳）。因此，對此類行爲既不必苛求，也不宜過譽。
總之，《南史》所言“厭禱”一事始末如此詳贍，儘管尚不能斷言全無不實之辭，但大體上是可以信從的。
同時，“蠟鵝事件”之所以引入注目，關鍵在於其與蕭衍立儲一事相關涉，如上所述，《南史》雲昭明“以此慚慨，故其嗣不立”。
然而，這件事是否就是太孫蕭歡不得繼立的原因，學界尚存不同意見，這便牽涉到梁代中期發生的重大事件，即中大通三年蕭統死、蕭衍立蕭綱而不立蕭歡一事。蕭衍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，曹道衡先生認爲，蕭衍擔心幼主難主大業是根本原因，“蠟鵝事件”對蕭統的危害非常有限，由於蕭衍對子侄一貫寬縱等原因，蕭統在其父那裏並未發生信任危機，甚至此事原本就是人爲的捏造。我認爲，蕭衍立蕭綱的原因非止一端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:其一，幼主難主大業確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對前朝史實的耳聞目睹，特別是齊武立太孫而舍子良事的前車之鑑，蕭衍有着清醒的認識。其二，“蠟鵝事件”也是不應忽視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如上所論，我們認爲此事是基本可信的，並且，《資治通鑑》（卷一五五）也完整記載了這件事，稱“由是太子終身慚憤，不能自明”。可見此事真僞在宋代尚無太大異議，只是到了明代纔有不同聲音（如上文所引張溥之言）。另外，俞紹初先生也傾向於此事是導致蕭統“失信於梁武”的直接原因，並在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中提到了兩件相當有力的證據:一是蕭衍於中大通元年十一月加南平王蕭偉太子太傅一事。二是中大通三年（《昭明太子集校注》誤爲二年）正月，蕭衍召蕭綱還京爲揚州、昭明憂慮感夢一事。太子太傅一職，早在天監六年蕭統年幼時蕭宏曾居之，爲時甚短，此後，空缺已久，今忽重置，蓋以埋鵝事發以監護太子之故也;蕭綱還京一事，《南史·梁本紀下》載:“中大通三年，（簡文）被徵入朝，未至，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:‘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，我以班劍授之，王還，當有此加乎。’四月，昭明太子薨。”歷代史家曲筆之法不勝枚舉，感夢之法即爲其一，近者如江淹才盡之典，沈約臨終之夢，等等。也許，昭明當時已對自己失信有所預感，因而惶惶不安。其三，蕭統的能力、性格是否適於繼立大統，後期似乎逐漸爲蕭衍所懷疑。蕭統給人的印象彷彿是柔弱有餘而剛毅不足，如上所述，他斷獄或“多所全宥”，或“徐令改正”，而“未嘗彈糾一人”;其弟蕭綸獲罪當誅，他“流涕固諫”使綸得免。蕭衍亦多寬縱，但齊末誅戮明帝一門卻毫不手軟;其子蕭綸暴戾肆行，僭越非常，他也捨得誅殺，《南史·梁武帝諸子傳》雲:“帝恐其奔逸，以禁兵取之，將於獄中賜盡。”蕭統則不同，對任何事情似乎全是不計原則的寬縱，這與其說是仁德，不如說是柔弱了。再如丁貴嬪薨這件事，昭明本傳記其“步從喪還宮，至殯，水漿不入口，每哭輒慟絕”。後奉敕進食，亦只食粥，“終喪日止一溢，不嘗菜果之味。體素壯，腰帶十圍，至是減削過半”。這樣的事在重孝的時代是很多的，史書上不乏類似記載，有甚於此的亦不鮮見。但蕭統作爲太子，則不僅應在“孝”字上做出垂範，同時還應考慮國家、社稷之大業而有所節制。有些人的做法便較爲適度。蕭衍曾因此數次敕令蕭統:“毀不滅性，聖人之制。《禮》，不勝喪比於不孝。有我在，那得自毀如此!”又敕曰:“聞汝所進過少，轉就羸瘵。我比更無餘病，正爲汝如此，胸中亦圮塞成疾。故應強加粥，不使我恆爾懸心。”梁武已因此“圮塞成疾”了，而蕭統“雖屢奉敕勸逼”，終不能改，《南史》、《梁書》所記相同。從史書的記述看，梁武帝在此事上對蕭統的表現是不甚滿意的。比較而言，蕭衍重孝，史書亦有相關記載，但終不如蕭統爲甚，而且，後來未服闋便隨蕭鸞誅殺異己去了。此後不久便發生了“蠟鵝事件”。可能的情形是:蕭衍因此有所猜忌，然而因其一貫的寬大，事情起初或未到十分嚴重的地步，但以昭明之個性，導致心中惴惴，無法釋懷，認爲自己難辭其疚，想解釋清楚卻欲言又止，這反倒不利於事情的澄清與解決，故有本傳所記“太子迄終以此慚慨”，及“由是太子終身慚憤，不能自明”之語。中大通三年三月疾篤後，左右欲啓聞，蕭統“不許，曰‘雲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’，因便嗚咽。四月乙巳薨”。看起來確有一些難言的委屈。包括上文所及“夢授班劍”一事，庶幾可從側面感受其惶惶惴惴，慚悔慨憤之複雜心態。而梁武帝恰又“末年多忌”，這便在客觀上使其更加猜忌、懷疑蕭統的用心，尤爲嚴重的是，進而開始擔心他爲太子的能力。此後的結果是，服喪滅性與“埋鵝厭禱”這兩件事使蕭統羸弱感病，抑鬱成疾，隨後又因落水受驚而終至亡歿。當然，這一點較多推測成分，實據尚顯不足。若真是這樣的話，蕭統之死便非落水意外那麼簡單了。歷史總是頗多巧合，聯想其祖父蕭順之當年，因誅殺蕭子響，雖未獲罪，但心中“慚懼，感病，遂以憂卒”的往事，或不能完全排除這一可能性。其四，比較蕭歡與蕭綱，後者的表現更令梁武帝滿意，從而終於使其舍幼主而立之。蕭統卒時，長子蕭歡還是十餘歲的孩子;此時蕭綱已二十九歲，且有多年邊藩戍守的經歷，權衡之下，蕭衍選擇後者便是必然的事了。
然而，廢嫡立庶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，蕭衍“既新有天下，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，又以心銜故，意在晉安王，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。歡止封豫章王還任”，其間，梁武與近臣謀議，只召孔休源等三人，最後終於決斷，《梁書·文學傳下》雲:“三年，昭明太子薨，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，將出詔，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、宣惠將軍孔休源及（謝）徵三人與議。”但這仍使朝野不平，《南史·梁武帝諸子傳》稱:“帝既廢嫡立庶，海內□沓，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。”袁昂“雅有人鑑，遊處不雜，入其門者號登龍門”，時位高權重，“世號宗臣。昭明太子薨，立晉安王綱爲太子，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。雖不見用，擅聲朝野”（《南史》本傳，梁書不載）。對此，蕭綸亦有微詞，“初，昭明之薨，簡文入居監撫，綸不謂德舉，而雲‘時無豫章，故以次立’”。可見，這一問題當時確實頗有爭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