吱---，咣噹”，一陣屋門響聲，把我從睡夢中驚醒，父親終於是回來了。

　　這都半夜了，我知道母親爲父親擔心受怕着，還一直沒有睡呢。她披着衣服從炕上坐起來焦急地問道

　　“今晚上他們咋批鬥你的啊？”母親緊跟着追問說。

　　“還好。張殿革對我說：‘魯振德，都說你是個人奸子，改造得還算老實，這些年從來不惹事兒，沒聽說你在屯裏有這個那個的；可你家那老孃們兒就不行了，你得好好管管她，以後別得理就不讓人，破破家家的和前後院鄰居總吵架。’”

　　“這是私人報復！官報私仇？”母親氣憤着朝炕下呸地吐了口唾沫，喘着粗氣，把正抽着的半截菸頭使勁地扔到了地下。

“是不是你惹乎他了？”

“不就爲去年咱家強子與他兒子張金打架的事兒，他媳婦張華來騎門子罵，嘴裏不說好的，我沒讓着他嗎？除此之外，我從來就沒和別的鄰居吵過嘴的。”母親越說越氣。

　　父親脫了衣服上炕躺下，點着了旱菸說道：“你也別上火，忍着點吧？人家身爲副主任，就是報復咱你能惹得起啊！”

　　母親默不作聲了，屋裏立刻陷入沉默。

父親吸了半天煙又開口道：“今天開會，他張口就對西院的張三老爺子要喫的：‘聽說你家大瓜籽挺好，明天送兩升給我嗑嗑？’老實巴交的三老爺子明天就得給他家裏送過去，要不然準是個事兒。”

“是啊，咱這些成分不好的，躲都躲不過來呢，這年頭兒你說誰還敢惹呼他？”母親嘆息着說。

第二天學校開大會，師生二百多人集中在操場上。高個頭，白淨面子的盧志民校長一臉嚴肅，他登上露天講臺，用嘹亮清脆的男高音開始了動員講話。

“全校同學們，我宣佈孤店小學紅衛兵組織式成立！從今天起你們就是紅衛兵了。希望你們認真讀好紅寶書，聽黨的話，積極投身到革命中去……”

會後回到班裏，蔣老師給我們每人發個菱形紅衛兵臂章，我和大家一樣的心情，每個人都爲當上紅衛兵而自豪。這臂章雖小了點，可戴在身上心裏美滋滋的。

轉眼又到了秋雁南飛的季節，我都在學校讀五年級了。這一天晚上放學回來，見家裏炕沿上坐着個幹部模樣的人。

他個子比父親高，一身深蘭中山裝，很筆挺，領口被雅緻的藍紅格子線圍脖緊緊纏繞着，方方正正的白淨面子，慈眉善目的，臉上掛着親切的微笑，他正與父母倆親熱地說話呢。

　　我瞅着很納悶兒:“這個人進屋圍脖怎麼還不解下來？再者說生產隊給蹲點的公社幹部派飯，從來不往我們家裏領的，更別說坐在家裏與父母這樣和藹地交談了？”

　　“來，快叫伯父。”父親見我站旁邊放愣，過來一把扯起我的胳膊拉到那人近前，回過頭去又指着我介紹說：“五哥你看，這就是魯強，都上五年級了。”

　　“啊！魯強都長這麼高了？”

伯父微笑着拽着我的手，拉我靠在他膝蓋上，用炕沿下的兩腿夾住我的下身。他緊緊地摟住了我的胳膊，低頭認真地端詳了片刻。接着張開那蒲扇一樣的大手掌，不住地撫摸着我的頭。

　“伯父好！”　我早就知道伯父在北京是個大幹部，可這必竟是頭一次見面呀。就感覺特別陌生，儘管又驚又喜的，可被摟在他懷裏，還真有些不好意思。

伯父看着我的眼睛說：“孩子你學習咋樣？可一定要好好學習呀，長大了纔能有出息。”

　　“強子唸書挺好的，上學從不用家裏操心。”母親當着伯父的面誇獎道。

父親瞅着我並沒說話，但從他那自豪的表情裏能猜得出來，也肯定以爲我象在屯裏唸書時那樣，學習一直都挺好呢。

　　我慚愧地低下了頭，滿臉通紅，真是羞愧難當。雖在學校裏天天都玩瘋了，根本沒把心思放在功課上，辜負了父母的厚望，可此時沒勇氣講出實情來。

　　“北京的條件好，那年都準備好了接魯強去唸書，可第二天因事耽擱了沒走出來，結果就一直沒搞成。”伯父很遺憾地說。

　　這件事我還真有印象。記得八歲那年開春，井臺上的冰還厚厚的呢。伯父來信要我的照片，說過些日子接我進京去讀書。正趕上屯裏來了照像的，那天自己穿着補釘羅補釘的一套黑衣服，戴個舊狗皮帽子，站在前趟街兒李本昌家門前的井臺上，手按着轆轤把兒照了張像，被父親隨信寄去了北京。

　　想到此我心生歡喜，這次伯父來家裏一定是接我去北京的吧？聽說北京很大，那可是祖國的首都啊！自己從來沒去過。再說伯父是國家幹部，那裏的條件一定比家裏好多了。

我真盼望早點走出這窮鄉僻壤，進入一個幸福的新天地裏去，開啓全新的讀書生活，以便更好地圓自己的大學夢。

　　沉浸於美好的夢之中，我心裏美美的，大人們嘮嗑內容似乎也過耳不存了。伯父打開提包拉鍊，從裏面捧出糖果，核桃，還有柿餅分給我和幾個妹妹。

“來來，魯強，小梅你們快過來喫，大家每人都有份兒。”

　　核桃外殼硬硬的，砸碎外面的殼殼，裏面的果仁嚼在嘴裏特別香。扁扁的柿餅外面掛着一層象白霜的東西，很象麪粉，咬在嘴裏艮艮的，感覺特別地甜。

這些東西在前屯供銷社裏別說從來沒見過，就是有，咱家也喫不起，在我們眼裏簡直都太稀奇了。

　　第二天上學的路上，我唱着語錄歌，樂得手舞足蹈的。抬頭瞅瞅頭上，天是那麼蔚藍，雲彩朵朵象一堆一垛的棉花一樣潔白蓬鬆，輕輕地飄浮在天上。大雁排着人字隊伍，吟着秋天的歌兒，在白雲下慢慢飛過。

走在這田間的小路上，四處一片金黃。高梁揚起頭，漲着紅臉朝我微笑致意；穀穗子沉甸甸的，低頭兒彎着腰，都在向我頻頻鞠躬；就連那粗壯的玉米棒子也似乎咧開嘴，在不停地瞅着我笑呢。

今天目中的一切都十分令我新奇和興奮，似乎這一片片成熟的莊稼此刻也同我一樣心懷喜悅了。

　　“家裏當大幹部的伯父回來了，說接我去北京讀書。”彷彿我就要動身去北京了，此刻在向小夥伴們告別一樣。

　　聽這一說，幾個小夥伴都疑惑地瞪圓眼，用異樣的神情瞅我。李長貴聳了一下肩膀，他往上拉了拉書包，走上近前用右手杵了下我的胳膊：“魯強你真不知道咋的？你伯父在那邊兒犯了錯誤，回來是下放改造的。”

　　“我纔不信呢，伯父在北京工作，還是個大幹部呢！”

　　“你沒見到你伯父脖子上的刀疤嗎？聽我爹回家說，他是犯了嚴重錯誤畏罪自殺。”村主任的兒子張金補充道。

　　一聽到這話，猶如五雷轟頂，就覺得天昏地暗的，我終於明白伯父脖子上爲啥總用圍脖裹得嚴嚴實實了。這昨晚讓我興奮一夜的美好願望，立馬徹底落空了，兩天的欣喜如同碩大的肥皁泡一樣，頃刻間就破滅了。

　　“不許你們再提這事兒！”我雖立刻象個泄了氣的皮球，滿臉通紅的搭拉個頭，可嘴裏仍然不服氣地說。

伯父這個讓我們全家人引以爲榮的革命幹部，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，實在令我無法接受。這樁本來值得炫耀的家事，轉眼間成了鬧心的傷疤，不敢揭，更不敢去碰的。

　　第二天全村大人小孩兒都知道了，伯父是從青海皇城羊場被遣送回來的。